68年前的一桩大案：两天失踪12个孩子一个奇怪的手势暴露歹徒

  1953年5月9日，一位鹤发长髯的老者带着8岁的孙儿，踏上了武汉开往北京的火车。老人名叫郑震侠，早年间参加过辛亥革命，担任过北伐军的少将参议，跟蒋介石、周恩来、等国共领导人都比较熟悉，在民国时期也称得上一号响当当的人物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后，周恩来有一次去广州公干途径武汉，专程拜访了这位老友，并转达了董必武的问候和赴京游览的邀请。不过，那时他身体抱恙，只好婉拒了老同学的好意。董老得知后修书一封，除了让他保重身体之外，再次邀请他有机会赴京一游。

  就这样，郑震侠在家休养了两年，身体恢复的不错，感觉是该出去走一走了，于是带着孙子郑星儿去了北京。原以为，这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，不料却成了一趟惊魂之旅。

  一路风尘仆仆，爷孙二人平安抵达北京，住进了一个老朋友的家里。老友们闻知他的到来，纷纷来电约见，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个老部下。

  5月10日上午9点，老部下来到郑震侠的住处，两人已是二十年没见面，自然有着说不完的话。起初，郑星儿还依偎在爷爷身旁看小人书，翻看了几页感觉无聊，就一个人到院子里玩去了。郑震侠也没多想，继续畅聊着两人的话题。

  郑星儿在院子里东看看、西瞧瞧，一会儿摸摸司机的轿车，一会儿逗逗院子里的小猫。玩了一会儿，渐渐没了兴趣，就在房前屋后到处疯跑，奔着奔着就溜出了院门。谁知这一去，人竟然就此消失了。

  一个小时后，老部下起身告辞，郑震侠出门送客，才发现院中不见孙儿的踪迹。他呼唤着孙儿的名字四处寻找，却始终得不到回应，这时才紧张了起来。主人家也很着急，毕竟孩子是在他们家消失的，于是发动全家老小一起寻找，结果找了一个多钟头，愣是没找到。

  郑星儿是郑家三代单传的男丁，这要是出点事，那真是绝了他老郑家的后。老先生急得团团转，血压骤高，一口气没上来差点西去了。老友一面嘱咐家人好生照顾郑震侠，一面打电话报了警。他对民警说，这是董必武老先生的贵客，希望能尽快找到孩子。

  西单分局的民警们一听，觉得这事非同小可，又把这事报告给了领导。领导马上命令大家停下手头的工作，除了值班人员之外，其余人员都外出参加寻找。民警们兵分三路，一部分骑着自行车沿街搜索，一部分前往车站布控，还有一部分到居委会发动群众。大家伙忙了好几个小时，仍然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。

  下午三点，郑震侠按照约定去拜访董必武，董老看他独自前来，问他为何不把孙子带来？说着就让司机开车去接。郑震侠本不想惊动老友，一看瞒不住了，就把孩子失踪之事说了说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大活人说没就没了，这还了得。董老马上给罗瑞卿（当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）打电话，要求公安局加紧行动，务必找到失踪儿童。

  就在民警们为没有线索而头疼时，一连串的急报纷至沓来：西城区失踪男童、女童各一人；西四区失踪男童、女童各一人；海淀区失踪儿童一人；崇文区失踪儿童一人。短短半天时间，竟然有7名儿童失踪，这显然不是普通的走失案，而是有预谋的团伙作案。

  案情重大，北京市公安局立即下达立案侦查指令，无论进展如何，每隔4小时必须汇报一次，以便市局及时掌握情况，第一时间对整体工作进行安排。然而，七起失踪案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，民警们忙了一晚上，仍是一无所获。

  第二天一大早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召开会议，想跟大家一起讨论如何推动案件进展。话刚说了个开头，一个电话打了进来：有三名失踪的孩子回来了。

  这三个回来的孩子，都是一位客车司机发现的。司机姓蒋，是重工业部的一名专职驾驶员，这两天拉着一批苏联客人在北京到处游览。昨天晚上，蒋师傅把苏联客人送回酒店，就开着汽车回家了。他家住在海淀区周家巷，附近有一块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地，他每次开车回家，都把车停在空地上的一株大槐树下面。

  今天早上7点钟，蒋师傅洗漱完毕，准备去饭店接苏联客人游览长城，发现车门居然被人撬了。蒋师傅心中暗骂，这些可恶的小蟊贼，车里啥玩意儿没有，撬我车门干吗？有这力气还不如把油箱锁撬了，偷桶汽油还能卖俩钱呢。他心疼地摸了摸车门，上了车。

  余光一瞥，发现靠近车门的三个座位上，放着三个裹起来的军绿色毛毯，还露着三个小脑袋。那一刹那，蒋师傅还以为是尸体，只觉得一股恶寒从脚底直窜天灵盖，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呆立了片刻，他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发现三个孩子都有呼吸，一动不动是因为都睡着了。

  蒋师傅不知内情，也不敢乱动，能想到的就是赶快报警。海淀分局的民警正因为找不到线索而烦闷，一听报警电话顿时来了精神，待他们赶到现场，三个孩子已经醒了过来，正一脸迷糊地从车窗往外看呢。

  经询问，三个孩子分别是西单区的袁至秋（8岁），西四区的姜美丽（8岁）和海淀区的郝崇峰（7岁）。人是找回来了，可作案者是如何作案、有何动机、为什么又把孩子送回来等问题，答案仍是一个谜。侦查员们不敢松气，决定以这一些孩子为突破口，寻找破案的线索。

  袁至秋说，他当时跟奶奶去邻居家串门，奶奶在屋里聊得起劲，他就在外面挖沙子，玩着玩着就失去了知觉。郝崇峰出事时正央求妈妈给他买风筝，当时人比较多，妈妈挤进了人群，他也跟着往里挤。突然间被人用一块布捂住了鼻子，然后就没了知觉。

  姜美丽跟他们的情况一样，也是突然间失去了知觉，醒过来之后，就在一间大房子里了。据这三个孩子回忆，屋里总共有7个孩子，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大人。男人比较凶，有的孩子醒来发现是个陌生环境，忍不住大哭，但很快就被这样的一个男人吓住了。女人倒是比较和气，给他们擦脸、拿零食吃，然后细声细语地挨个问话。

  问话的内容特别详细，除了姓名、家庭住址、父母工作之外，还问他们有没有上学、是否认字、会不会唱歌等，一边问一边记录。姜美丽被拐走的时候背着书包，那女人在包里翻了一番，看到作业本上老师批的成绩，说了一句：“小姑娘看着挺漂亮，读书这么笨？你看都是红叉叉，真是可惜了！”一边说，一边摇头。

  那女人问完话，问孩子们要不要上厕所，见没人敢应答，她还是把几个孩子领到了外面的院子里上厕所。这时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晚饭后，那个女人又教他们认字、唱歌，还比赛看谁记得快。

  如此折腾了一番，男人进屋拿了两床被子，说你们睡觉吧。袁至秋他们早已困乏至极，一直强忍着困意，躺下没几分钟就睡着了。次日，三个孩子醒来时，已经在蒋师傅的大客车上了。

  根据三个孩子提供的线索，专案组召开了案情分析会，对掌握的情况做了梳理，得出几个结论：

  一、大客车的门锁是被撬开的，从撬锁痕迹来看，作案人是个新手，可以排除作案人有盗窃类犯罪的前科；

  二、袁至秋下午两点被拐走，出门上厕所时天色已黑，从这一段时间推算，犯罪团伙的窝点应该在北京市郊结合部；结合三名儿童释放的地点，他们的窝点应该就在海淀区周家巷一带；

  三、袁至秋醒来时是下午三点左右，但他和另外两个孩子都说屋里开着灯。这说明犯罪窝点并不隐蔽，作案人为了掩人耳目，大白天遮上了窗帘，所以才要开灯。让他们天黑以后上厕所，也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，怕周围的邻居发现；

  四、被劫儿童都是瞬间失去知觉，说明案犯使用了某种高效嗅型麻醉剂；儿童被送到目的地之后，使用冷水擦脸就能苏醒，说明案犯对使用剂量、麻醉时间都有严格的控制，否则用在儿童身上很容易发生危险。很显然，案犯要么掌握着这方面的专业相关知识，要么就是医务工作者。

  但是，让专案组感到莫名其妙的是，案犯为何需要教他们认字、唱歌？把人拐走了为什么又送回来？为什么是袁至秋他们三个，而不是另外四人呢？他们百思不得其解。

  开完案情分析会，专案组决定发动群众，以周家巷地区为中心，对可疑情况做摸查。可他们还未来得及行动，市局就打来了电线个孩子。他们跟昨天的失踪案一样，都是大人一不留神，孩子就不见了。

  两天之内失踪了12个孩子，虽然回来了三人，可另外九人至今生死不明。此案影响极其恶劣，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下了死命令，限专案组72小时之内破案，他亲自抓这个案子，有任何情况直接向他汇报。

  此刻，是1953年5月11日16时，专案组组长吴福鑫感到压力重大，因为他们手头还没有一点实质性的线索，所有的结论都是推测。这时，传达室打来电话，说有人要见他，吴福鑫接过电话问是哪位，听到回答一跃而起：“有访客，看来是有线索了！”

  来访人叫姜林曦，是女童姜美丽的父亲，他是铁路局的列车员，常年在火车上全国各地跑。女儿失踪时，他正在列车上值班，昨天早上回到家才知道女儿失踪了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结果不到一小时，就收到好消息，女儿平安无事地回来了。

  从海淀分局领走女儿后，办案民警特意嘱咐他，回家继续跟孩子沟通，假如发现什么线索及时通知他们。由于职业的缘故，姜林曦很擅长跟人打交道，跟自己的女儿那就更能沟通了。为了让女儿放松心情，尽快回到正常状态精神情况，姜林曦决定带女儿出去散散心。

  这天下午，父女俩正在逛街，一辆载着客人的三轮车迎面而来，“叮铃铃”地从二人身旁疾驰而过。姜美丽望着远去的三轮车，脑海中忽然想起了一些事。她告诉父亲，前天被人拐走的时候，好像就是坐在一辆三轮车上。姜林曦听了，觉得这可能是一条线索，于是来公安局报告。

  吴科长马上意识到，他们在开案情分析会时疏漏了一个问题：那就是案犯是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作案的。不过，现在补救还来得及，他立刻以市局的名义联系各分局，要求他们火速寻找前天下午2点左右拉过大人抱着一个似乎熟睡的八岁女童的三轮车师傅。

  当时，全北京大大小小的车铺足有六七百家，车工就更多了。那时候也没什么手机、呼机，工作量之大能想象。然而，民警们只用了两个小时，就取得了第一条线索：顺昌车铺的工人葛小顺说，前天下午2点左右在护国寺附近拉过一个男人，怀里抱着一个熟睡的女孩，在新街口大街一个小学门口下了车。

  葛小顺回忆，男子身高一米七二左右，约莫三十来岁，穿着蓝色卡其布中山装，夹着一只黑色公文包，看起来像个干部。因为对方抱着孩子，葛小顺生怕人家上车不方便，还特意下车扶了一把，这才发现男人手里还拎着一个花布书包。

  熟睡的女童、花布书包、衣服的颜色，从这三点来看，葛小顺当时载的女童就是姜美丽。此刻已是晚上七点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吴福鑫和民警们顾不上休息，马不停蹄地奔赴新街口大街，希望在那继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

  小学门口有一块很大的空地，白天黑夜都有不少小贩设摊，卖些小吃、蔬菜、杂货、古玩之类的东西。吴科长亮了亮证件，把小贩们一个个请过来，逐个问话了解情况。一个卖小吃的小老板告诉民警，他看到了当天下午那辆三轮车。

  当时，他的小吃摊没什么生意，见有人乘三轮车过来，就有意无意地盯着看。摊位旁边的大树下站着一个烫发女人，在那里等候了许久，见男人下车赶紧上来迎接。两人又在树下等了大约三分钟，来了一辆银灰色轿车，他们就上车走了。

  可惜的是，当时有客人光顾，他没留心车牌号，这让民警们有些失望，只好继续询问其他商贩。挨个问下来，大家提供的线索都差不多，没什么新发现。哪想问到最后一个人时，他提供了一条关键性的线索。

  摊贩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，姓丁，平时就在这里卖些古钱币。那辆银灰色轿车来的时候，正好停在他的摊位旁边，他还以为贵客上门，站起来想跟人搭话。谁知对方下了车，压根就没有看他的摊位一眼。

  就在这时，树底下那一对男女过来了，两人没有跟司机说话，也不上车。卷发女人放下手里的公文包和书包，朝轿车司机做了个奇怪的手势，司机马上打开车门带他们走了。

  丁老头说：“我也没大看清楚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样子吧！”说着，他把左手压在右手手背上，手心向内置于胸前，做了这样一个动作。

  民警们也不知有何用意，但都认为这肯定是一条线索。调查到这里算是结束了，吴科长一翻手腕，手表已是晚上八点半，于是带队返回海淀分局的临时办公室，准备召开案情分析会。

  会上，吴科长让各路侦查员汇报调查情况，有收获的细说，没收获的一语带过，毕竟时间有限，耽搁不起。结果，各路侦查员都没寻到有价值的情况。最后，吴科长说了他在新街口学校调查到的情况，还说了那个奇怪的手势，问同志们可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  话音刚落，西单分局的侦查员老范，倒抽了一口冷气：“我知道了，案犯有可能是‘一贯道’分子！”此语一出，众人皆惊。

  年轻的朋友有所不知，“一贯道”发端于清末，1940年发展到顶峰。它不仅是一个组织，抗战期间还甘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，教中核心人物几乎都是汉奸、特务，对国家的危害极大。

  侦查员老范曾是一名地下党，抗战期间为了方便开展工作，经组织同意后打入“一贯道”。所以，他对“一贯道”的情况很熟悉，于是向大家解释了那个手势的含义，意思是“以善压恶，新旧交替，脱胎换骨”，名曰“教合同”。

  老范边说边比划，向大家演示了一遍，接着说道：“‘一贯道’分子到外地活动，通常是用这个手势进行联络。从吴科长调查到的情况去看，案犯最少是两伙“一贯道”分子，因为双方互不相识，所以才会做手势确认身份。”他认为，“一贯道”虽然在建国后被摧毁，但这伙人肯定是漏网之鱼。

  “一贯道”为什么能蛊惑人心呢，老范说，这主要依赖所谓的天、地、人“三才”。他们都是由10岁出头的儿童担任，进行扶乩和借窍活动。信徒在向神灵祈祷时，往往不用开口，“三才”就能把他们的心事说得一清二楚。不明真相的老百姓，自然以为是神仙降临，对此是深信不疑。

  其实，对于信徒的情况，“一贯道”分子总会提前摸清楚，然后悄悄地通报给“三才”，猜测他们的心事并不难，难度最大的在于“三才”的培养上。要胜任“三才”，一定要具有以下几个条件：熟读四书五经和诗词歌赋，熟知历史人物和神仙典故，而且要能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巧妙地跟古诗结合在一起。此外，还要会写一手流畅的毛笔字。

  这些能力对一个孩子来说，显然难度很大，所以他们要挑选七八岁聪明有天分的孩子，由专人进行这方面的培养，经过最少两年的强化培训，方能出任“三才”。从这起系列绑架案来看，被拐走的孩子都是七八岁，平时显得聪明活泼，符合“三才”培养的首要条件，所以才会被“一贯道”分子盯上。

  至于被释放的袁至秋三人，老范推测，案犯对他们进行的识字、唱歌之举，应该是为了测试，测试的结果显然是对这三个孩子不满意，认为没有培养前途才释放了。因为放了三个孩子，人数又不够了，所以第二天又绑了5个孩子。

  对于老范的分析，专案组成员一致认为靠谱，他们立即制定新的侦查方案，提审看守所和监狱中的“一贯道”分子，终于在他们身上找到了突破口。1953年5月14日下午，警方宣布这起儿童绑架案告破，9名儿童全部安全无恙，5名主犯悉数落网，他们分别是刘凯宾、叶弼臣、曹晓萍、许关姿、朱大维。

  正如老范的推测，这5名案犯都是“一贯道”的狂热分子，企图拐劫儿童作为“三才”培养，并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。其中，姜美丽、袁至秋、郝崇峰三人被认定“智力有问题”，太笨，难以培养。于是，精通中西医的叶弼臣使用麻醉剂让三个孩子昏睡，然后释放了。

  刘凯宾当时人在石家庄，听说放了三个孩子，认为此举不妥，容易给警方留下线索。所以，他们第二次绑走5个孩子后，虽然又进行了智力测试，尽管有两人不合格，但还是把他们留了下来。好在有惊无险，几个孩子都安全回到了父母身边。

  案件至此顺利结束，五名案犯也受到了应有的处罚，其中朱大维获刑10年，许关姿获刑20年，曹晓萍无期徒刑，作为策划者的刘凯宾、叶弼臣，被判处死刑，并立即执行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